考古学泰斗佟柱臣的去世,让曾经受教于他的诸多考古学后辈哀恸不已。考古学工作者许宏曾经撰文叙述其与佟柱臣结识的过程:“得识佟柱臣先生,是1983年的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就读,因原籍东北,对家乡的考古比较感兴趣,颇想师从仰慕已久的佟柱臣教授学习东北考古。因此冒昧给先生写信,先生以知名教授之尊,亲笔给我这个正读本科的后生回信。后由于报考时外语语种的原因,最终未能遂愿。我一直以未能直接受业于先生而抱憾。因我的学士学位论文以东北考古为题,以后又斗胆写信向先生请教过,并在1984年春借去北京参观实习的机会,到考古所院内的平房拜见了先生,受益颇多。先生为人敦厚随和、治学扎实严谨,强调考古学是实证的学问,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研习考古学,一直关注着先生的研究进展,引为楷模。想到先生的学问,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厚重’一词,一如他洋洋百万言的巨著——《中国新石器研究》。”

生前接受记者采访,佟柱臣曾简单地勾勒其知识结构的形成。1931年,11岁的他进入白土厂门小学,除了学习算术、国语、历史、地理之外,还读了《论语》、《孟子》,旁及《诗经》与《幼学琼林》等书。1934年他就越级毕业,1935年考入黑山县中学,开始喜欢文科,读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话以后,他想立言以明志,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杂文。1938年,他从沈阳第四国民高等学校毕业,1939年考入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第三班(历史地理系),选择师范的原因也是因为上学可以不花钱。

在历史地理系学习期间,佟柱臣利用学校藏书,博览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等书,还看了廿四史。因为阅读历史和地理的兴趣,确立了专攻考古学的志愿。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考古课(那个时代国内还没有考古专业),所以,他只能利用国内外的考古学书籍自学。一次从吉林回黑山的路上,他收集到一些陶片、石器,然后开始研究。

“为了弄清这些标本的名称,我不知道查对过多少考古图版、插图,相互比较。没有先生指导,学习自然要艰苦得多,进展也慢,可是却促使我阅读了更多的考古书籍。我还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在吉林市和永吉县进行了调查,像欢喜岭、平顶山、骚达沟西砬子、西团山等史前遗址,还有龙潭山高句丽山城、乌拉街明清乌拉部城址等等,这样逐渐走进了考古学的大门。”正是这种从一开始就奠定的田野调查风格,为佟柱臣终其一生的考古之路确立了一种基本的方法与基调。

佟柱臣学术生涯的第一次转机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因为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佟柱臣经金毓黻先生的推荐进入沈阳故宫博物院任副研究员,得到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晚年的佟柱臣数次深情追忆这一段学术成长史的黄金岁月:“在这里,我与金毓黻、罗福颐、李文信、阎文儒、裴文中、贾兰坡各位著名的史学家、金文甲骨学家、考古学家朝夕相处。日常事务是将各代文物的整理编目上架与陈列,向他们请教与研讨的机会极多,受益很大。”

佟柱臣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转机发生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当时因文物处理工作的需要,而暂留北京的29岁的佟柱臣面临着两个选择:留在北京,或者回沈阳。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向佟柱臣发出邀请:“来北京吧,来这里你会有更好的发展!”佟柱臣很心动,但他脑子里还是有些斗争。他生于东北,长于东北,凭着兴趣通过自学,走上了考古这条道路,并进入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6年自学期间,佟柱臣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以及后来有名的夏家店遗址,在东北考古界已小有成就。更重要的是,沈阳方面也力邀他回去。最终,佟柱臣在艰难的选择中选择了在世人看来更为“艰辛的道路”——留在北京从零开始奋斗。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充满睿智的。佟柱臣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考古工作者,而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进行他挚爱的考古研究。1949年,佟柱臣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工作,后进入考古部,先后任陈列部及考古部副主任。1961年,佟柱臣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致力于中国新石器的研究工作。从1976年开始,佟柱臣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他在扎实的考古研究之后认为:汉族在汉代以前称为华夏族,在汉代以后称为汉族,无论华夏族或汉族,与其并世的都有所谓蛮、夷、戎、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不是她的后裔断绝了,而是她们融合入了多民族共同体,文化水准提高了。

佟柱臣的代表作品是从1939年开始考察新石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的220万字的著作《中国新石器研究》,历时50多年。考古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石器综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新石器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佟柱臣生前曾就这部煌煌大著的成书经过接受采访:“在此过程中,我因为绘图而目睹、摩挲了近十万件石器,在现场画了上万件一比一的线图。这本书我曾三易其稿,仅女儿帮我校稿,就花了几个月时间。它收录的石器有7981件,从动笔到最后完稿,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手写定稿即有30多斤之重,稿子码放到一起近一米高。在我外出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当地的同行都会热情接待我,生怕我漏看了一件石器,我去外地不光是参观库房、博物馆,也跑了许多考古工地。年纪大了,其中也有很多辛苦……1984年我去考察吐鲁番一个遗址的时候,在超过40摄氏度的气温下,顶着太阳在那里捡石器。”

佟柱臣除了是一个声誉卓著的考古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古体诗词爱好者,他每到一地考古,熟悉当地风土民情后都会吟诗一首作为纪念。1980年12月12日,佟柱臣在湖北宜昌创作了一首七言律诗《红花套江堤漫步》:江出三峡浩瀚东,朝阳映水耀金波。白帆数点东流去,不信人间尽蹉跎。这首咏物言志诗无疑也是一生献给寂寞而艰辛的考古事业的佟柱臣的人生哲学写照。文/田波澜